在那之后，朱德庸就想起来，为什么小时候面对父亲总是感觉疏离。
他的父亲是蒋经国的学生，在大陆参加过干部培训学校，是班上的第一名，很得蒋经国赏识。到台湾之后，蒋经国来找他，问：“你要做什么，你想做什么？”
朱德庸听妈妈讲，当时父亲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蒋经国只好留下话，说：“你好好想一想，我下次再来问你。”
蒋经国来访的事很快众人皆知，许多人上门找父亲托情，想让他在蒋经国面前举荐。
之后蒋经国果然又来了一次，父亲依然默默摇头，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来人只好叹气走掉。从那之后，朱德庸的父亲就一直做着普通公务员，台湾数十年间风潮迭起，而朱家从无大风大浪。
朱德庸的妈妈说起这些事，难免哀叹人生错失良机，朱德庸也曾不平，为什么父亲那么没有能力，为什么满足于做一个小小的公务员。他甚至也太能明白，为什么小时候父亲也并不像别人家的家长那样，会跟他谈很多人生道理，也很少有鼓励或者斥责。
一直到后来，朱德庸成家立业，有一次回家陪老父亲，两个人隔着一张圆桌子对坐，寒暄之后都无话可说。
“我们两人就一直这样看着。他坐着的时候一直是笑着的，不说话；我也一直看着他，我也没讲话，就这样坐了两个小时吧。”朱德庸后来回忆说，“所以，我以前就说我跟我爸爸感觉很亲近，但又那么疏离。后来等我爸爸过世之后，我感觉我跟我爸爸在一起的那些岁月里面，他没有教导我任何事情，却能一直传达爱给我。我就是能感受到他传达给我的爱，用最简单的方式。”
朱德庸的父亲活到了94岁，一生平安，朱德庸想，很难说父亲年轻时与飞黄腾达擦肩而过是不幸还是幸运，如果受到提拔，可能父亲早就活活累死。这也算是因祸得福，或者说，命运对疾病的补偿。
“人生真是很奇怪的事情。”他想了想说。
对朱德庸来说，命运的补偿发生在别的地方。疾病将他封闭在自己的世界里，也让他得以抽身而出，成为世界的旁观者。
他成名时26岁，台湾的剧变刚刚拉开帷幕，经济热潮已经不可遏制。那时候他画《双响炮》，讲中国人纠结的婚姻观。有一天去买豆浆油条，看到一个街头的年轻人的打扮非常诡异，觉得台湾迥异于传统的新一代已经出现了，于是画了《醋溜族》，讲的是台湾的新新人类。
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朱德庸开始画《涩女郎》，反映的是台湾新时代的女性，一个要爱情不要婚姻的“万人迷”，一个要工作不要爱情的“女强人”，一个是什么男人都想嫁的“结婚狂”，一个什么是男人都想不通的“天真妹”，各自代表了都会女子截然不同的爱情观与人生观。
到20世纪末尾，台湾经济陷入停滞，喧嚣、混乱但充满希望的时代过去了，城市人陷入琐碎逼仄的工作，难以自拔。朱德庸就画了《关于上班这件事》，质疑商业社会的生活方式。接下来是《绝对小孩》，画小孩的世界，抵挡成人世界的价值观。
他有天生的对商业时代的抗拒，尽管他在这个时代大获成功，并且用的是不断给这个时代的人泼冷水的方式。
这些林林总总的观察和讽刺，后来登峰造极，就是《大家都有病》，他在里面极尽所能描画消费社会中人的病态。他画一个女人向男人炫耀自己浑身上下的衣装值多少钱，而男人则迅速掏出计算器，用女人浑身装饰的价格除以她的年龄，得出这身装扮的效果只有元。
再后来，他画《和笨蛋一起谈恋爱》，作为《大家都有病》的第二部。很多人把它当做一本谈论恋爱的漫画，但朱德庸摇头：“我只是把爱情当做一个影子。我真正想要画的是，这一群疯狂世界里的疯狂的人，在爱情之下全部暴露爱情只是一个窥视的点。”
他有理由这样冷峻旁观。他和太太是同一类人，不太懂怎么挣钱，也不会为此孜孜以求。有人介绍他们去买高尔夫球证，可以升值，他们俩一起忘掉，直到对方赶来告诉他们球证价格已经涨到万，他们只好彼此摊一摊手。
而在朱德庸最努力工作赚钱的时候，朱太太还以离婚相威胁，警告他不要变成“印钞机”。
朱德庸跟朱太太说：“我年轻时候的梦想就是发财了之后买一个岛，我在上面做国王，培育我的禁卫军。然后那个梦就开始慢慢缩小，缩小到以后有钱了就要买一架飞机，我可以自己飞。然后那个梦又慢慢慢慢缩小到要买一艘船，坐在船上出海钓鱼喝香槟……最后就缩小到很平淡，待在家里，就很舒服了。”
旁观者难免被急速的世界不断抛在后面。朱德庸在玻璃球里，时常感到世界在向荒谬狂奔，因此愤怒难平。
年，他第一次来北京，在南锣鼓巷的胡同里闲逛，看到卖包子的店铺里揭开蒸笼，冒出滚滚的水汽，看到居民从家里拎出一块砧板，在门口蹲着剁肉。
“你也许说他们粗糙，但对我来说，那就是一种生活，活生生的生活。”
十多年后，他又到那条胡同，发现已经完全变了。到处是咖啡店、茶馆、服装店，而空气中则充满了雾霾。
“我几乎每一次离开都抱着愤怒的心情。为什么会搞成这个样子？我并不是说不要进步，但是能不能不用这种方式？”他问。
台北也一样，在他看来，亚洲所有地方都让他产生共同的一种愤怒：就是拆掉一切去换取财富，脑袋里面只有钱。
“没有办法，一点办法都没有。”他念叨着。他想起自己小时候在台北住的日式房子，七年前所有居民被迫迁出，然后房屋卖给开发公司，之后一直废弃。
每隔一阵子，他都想办法去那里看自己家的旧房子。整个街区被铁皮封起来，禁止入内。他在外面看着，觉得树长得更茂密，而屋顶一块块垮掉，眼看着它日渐荒芜坍塌。
他也会陪太太去看她在高雄的老家。那是一片眷村，太太带着他走到已经破烂的旧屋，跟他讲，小时候这边放床，那边放桌子……
朱德庸说：“那种感觉就是，虽然我太太的童年我没有经历过，但是我跟着她去看，就等于陪着她又经历了一次。”
他为自己这种眷恋打了一个比方：“我有一把椅子，我可以跟我的孙子说，你的爷爷常坐这里，你看把手的漆都磨掉了。当你的孙子摸到那把椅子时，他就跟爷爷的前半生联系起来了。记忆应该是这个样子的。一个城市如果没有记忆，这个城市就没有生命。如果这个城市没有生命，住在这个城市的人就势必会生病。因为他无所寄托。”
所以，他从来不担心自己被时代抛弃。时至今日，他还要凡事亲力亲为，坚持一张一张地画四格漫画。
为了出版《大家都有病》，他画了多张画稿，最终选出来的只有张。“如果要骗钱，我可以连着出六到七本。”他算了算，然后讲了一个朋友家小孩的笑话：小孩子想跟他学画画，被妈妈阻止了，因为妈妈说：“那很穷哦”。
朱德庸以前看的一部电影里面有句话让他很受感动。片子里的人说，当他碰到人生岔路的时候，他永远都知道该选哪一条，但他永远都选了另外一条，因为他知道正确的那条路对他来说太痛苦了。
“这句话很鼓舞我，很符合我的心境。”朱德庸说，“一生就是这么一回事。”
（全文完）
海洋天堂简介
海洋天堂自闭症扶助基金（OceanHeavenAutismRecoveryFoundation，中文简称“海洋天堂”，英文简称OHARF），是一家为自闭症人群开展基础支持、康复教育支持、社会融入、社会倡导等工作的民间公益组织，发起成立于年，目前是杭州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下设专项基金，拥有公募资格。
本基金致力于维护自闭症群体在康复、生活、教育、就业等方面的保障权益，倡导公众北京权威的白癜风医院北京请问哪个医院治疗白癜风效果最好呢
转载请注明：http://www.mwoap.com/zbzbj/2274.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