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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为自己死了，但睁开眼，还活着。”年，丈夫的突然病逝，对何梅来说，就像是一直赖以呼吸、生存的大树，突然倒了。以前，何梅就是一个普通的家庭主妇，全职在家，带他们被诊断为中重度自闭症的儿子。而出身寒门、勤奋刻苦的丈夫，零几年时就是深圳一家公司的项目研发主管，每个月1万多的工资。少有的休息时间还会接很多私人项目自己做，不仅帮扶家里兄弟，也为妻儿提供了丰衣足食的生活。生活中，丈夫也会引导着只有高中学历的何梅学习、进步，让她看书，教她学用电脑......“如果我不在，你找谁啊？这些东西，只有你自己会了，才是你的。”他常对何梅说这句话，没想到一语成谶。丈夫离世时，阳阳只有3岁多，多动暴躁，没有语言，家庭的变故还让他的情绪问题越发严重。何梅说，“我以为自己死了，但睁开眼，还活着，发现阳阳就在旁边。所以，你不得不活下去。”02
温饱难以为继他们送来了第一笔康复费南宁方舟至爱学校校长张娜依然清晰记得，第一次见到何梅的样子。“她满脸浮肿，形容憔悴，看上去比同龄人老了十几二十岁。”张娜回忆，当时，一位热心的志愿者带着何梅找过来，请求让阳阳在他们的机构干预。志愿者说，这个妈妈太难了，丈夫年纪轻轻刚刚去世，婆家认为她克夫，把她跟仅有4岁多、还患有典型自闭症的儿子阳阳都赶出了家门。作为一家自闭症康复机构的负责人，张娜很为难，因为机构要求家长全程陪读，而一旦何梅不出去工作，别说没有学费，母子俩马上就会断炊，连活下去都难。“要管无能为力，不管于心不忍”，张娜没办法，便想到了给何梅筹款，由此，才打听到，何梅的丈夫是广西民族大学的毕业生，病逝前还是一位优秀的软件工程师。“而且他为人善良，人缘不错，同校的一些师弟师妹在深圳实习时都得过他照顾。”张娜试着联系了这些人。了解情况后，几个爸爸昔日的大学同窗如约来到学校看望阳阳，而呈现在他们眼前的，是一个不停开门、关门、砸窗、撞墙，又哭又闹的孩子。见此情景，其中两个女同学当场泪流满面。从那里离开后，他们给阳阳留下了元的康复费。有了第一笔资金，张娜一鼓作气，又在学校发动所有家长、老师捐款，再加上国外一些志愿者、基金会的赞助，阳阳的干预费用勉强凑齐了。在这里，阳阳跟妈妈算是重新开始了离开爸爸后的新人生。但是那时候，作为机构的校长，张娜也绝不敢想象，阳阳有一天会变成如今的模样。03
离开“安全区”同时带着5个自闭症孩子进普校最初，为了保证孩子的干预不受影响，何梅给自己立下原则：社会捐助的干预费，只能用于干预，其他用途一分都不能动。平时的生活费、房租、水电费，自己想办法挣。在机构陪孩子干预的同时，阳阳妈还兼职卖保险、卖早餐、摆地摊、扫厕所……而不论做什么，她都得把孩子带在身边。自然，场面常常会被阳阳弄得一团糟，何梅只得不停赔礼道歉，不停地跟人家说，“不好意思，我有这么一个儿子，他爸爸没有了，只有我一个人带，如果我不出来工作，我们就没饭吃了。”让何梅感恩的是，无论是同事，还是学校的老师，绝大多数人给予了宽容和支持。尤其是同一机构里的家长，大家同病相怜，平日里，谁有困难了，就互相搭把手，这让一直孤身奋斗的何梅重新找到了家的感觉，她甚至依赖上了这个让她觉得倍感安全的空间。在这里，何梅也慢慢实现蜕变，不仅学会干预自家孩子，还协助老师们干预其他孩子，把各种社会救助资源对接给需要帮助的家长，从一个被救助的对象，慢慢变为大家信任、依赖的家长领袖。可是两年多后，何梅坚定地选择了离开这个改变了她命运的“安全区”，因为，她意识到，孩子不可能一辈子待在机构，她要为儿子寻找普校。阳阳做家务但这是一条注定艰难的道路。从6岁多到9岁多，差不多三年内，阳阳接连被十来家学校拒绝或劝退。但是这些拒绝的声音没有打消何梅的决心，“说不清是什么时候变了的，我发现自己，好像没有那么脆弱，没那么容易被打倒了。”后来，何梅便退而求其次，找到了一家濒临倒闭的民办小学。学校不仅急缺生源，还急缺老师。他们收了阳阳，和何梅从机构带出来的另外5个学龄段的自闭症孩子，连带着把何梅也录用进学校当老师。何梅的朋友圈里，开始不断更新阳阳和同学们的故事。阳阳后来就读的小学校长、老师也成了何梅朋友圈的转载请注明：http://www.mwoap.com/yfzbz/11906.html
